1961年，陳賡因病去世，妻子傅涯悲痛不已。原先，全家都住在部隊分給陳賡的那套房子裡，但陳賡去世後，傅涯卻不願再回去了。
她認為，這個房子是部隊分給內部同志的，她是組織部的人，現在陳賡不在了，他們一家幾口也不該占用這套房子。他們應該住到組織部去，不能再享受高標準的地方。
羅瑞卿是傅涯過去的老首長，聽到此事後直接找到傅涯，將她痛批了一頓，最後傅涯才繼續住下去。作為開國上將陳賡的妻子，傅涯卻從未依附丈夫，一向都是獨立自主的個性。因此陳賡死後，傅涯會有這個想法，其實也在情理之中。
傅涯本名傅慧英，1918年出生在江西景德鎮，家境良好，也接受了不錯的教育。傅涯的大哥是家中第一個出去幹革命的人。從1925年起，傅涯的大哥參加了大革命和北伐戰爭，當時是在林伯渠領導的政治部工作。
大革命失敗後他去了國外，抗戰初期又回國，在西安做起了生意。由於這層關係，傅涯也早早接觸到了革命思想。
在中學的時候，她就時常跟著同學去參加抗日運動的遊行和募捐。但她做的最大膽的，莫過於在20歲的時候，帶著家中一個弟弟、一個妹妹去了延安——去延安，去抗戰。
到了延安後，傅涯便捨棄了原來的名字，更名為傅涯，這也似乎宣告著她從一個「洋學生」變成了革命同志。那個年代改名的現象並不少見，大都是為了保護還在國統區的家人。
1938年，傅涯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學習，畢業後便進入了抗大的總政文工團。她長相清秀，又有文化，團里很多話劇、京劇的主角都拿給她演，因此她在文工團里漸漸小有名氣。而傅涯和陳賡的認識，也就此開始。
當時，陳賡受傷，在八路軍總部養病，期間去戰友王智濤家中串門。王智濤當時在抗大工作，他的妻子與傅涯則是同學。前幾年，陳賡的妻子王根英在任務中犧牲，給了他很大打擊，自此整個人一心都撲在了戰場上。
革命已苦，還孑然一身，作為朋友的王智濤自然看不過去，便有了給他介紹對象的想法。當天，傅涯和一幫學生到王智濤家中借道具，便在那裡見到了陳賡。
陳賡既帶著軍人的憨厚樸實，又爽朗幽默，而傅涯清秀文雅，卻一點不嬌氣，而且革命信仰十分堅定，兩人在相處過程中漸生好感。當時，傅涯在老家那邊其實有個未婚夫，但兩人卻因志向不同而漸行漸遠。而陳賡對亡妻不僅有男女之情，還有敬重之意。但所幸，兩人都理解對方過去的感情生活。
1943年2月25日，傅涯和陳賡結婚。革命年代生活苦，婚房不過是劉伯承辦公室旁的一個小房間。結婚時，陳賡對傅涯鄭重承諾：
一、我會尊重你的革命事業心，不會妨礙你對前途進取的努力；
二、也不會把你調到我的身邊做秘書；
三、我會愛你到永遠，這是真心。
陳賡對傅涯的承諾很特別，但這份特別正是為傅涯「量身定做」的。在相處過程中，陳賡深知道傅涯並非柔弱女子，她心中有家國大義，有頭腦有見地，又一向獨立要強，熱愛自己所從事的工作。
軍中不乏一些領導娶妻後，把妻子帶到軍營中，一方面是為了夫妻兩人感情著想，一面又是為了照顧妻子，畢竟戰亂年代一個女人生活十分不容易。但陳賡知道，傅涯不想要這種特殊的照顧。
婚後，傅涯在司令部的大院沒住幾天，便到附近農村搞農會工作了。她和農民同吃同住，幫著農民勞動，搞減租減息，完全沒想起自己還是個新婚女子。
那時正是全國反攻日軍的階段，中國的勝利形勢雖然越來越明顯，但仍不可放鬆警惕，因此夫妻二人都很忙，一個跟著部隊，一個跟著文工團，經常幾個月見不到。
有一年，因整風運動的原因，兩人都回了延安。當時，黨校一部的是高級幹部，陳賡自然是在這裡面，而傅涯則在黨校二部。一部和二部分分別在延河兩岸。當時傅涯手頭上有不少工作，還跟著冼星海搞秧歌改革，忙起來的時候，時常就不回家了。
陳賡想妻子的時候，便帶著一幫黨校的同學，像楞頭小子一般朝延河對面大喊：「傅涯回來！」傅涯在對面聽到喊聲，氣急敗壞，感到特難為情。
陳賡看似在感情中大咧咧的，在關鍵的時候卻很有分寸。洛陽戰役的時候，陳賡與傅涯已經很久沒見過了。有人便提議讓傅涯帶著孩子去部隊看看陳賡，傅涯便拉著孩子去了。
陳賡見到娘倆後，雖然很高興，卻又嚴肅說：「現在戰爭打得很緊，你要來了，其他家屬也要來，這裡工作就不好做了。」傅涯聽到後，不但沒惱怒，反倒覺得是自己思慮不周，馬上帶著孩子又回去了。
夫妻倆雖然恩愛不舍，但都將國放在家前面，有著共同的革命理想，彼此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。
兩人的第一個孩子是在1945年出生的，在此之前，兩人身邊卻已圍繞了不少孩子。1944年，陳賡把下屬朱向離派去做情報工作，便將他的一雙兒女接過來撫養。倆孩子平時在軍中的子弟學校讀書，一到節假日的時候，傅涯和陳賡便將他們接到自己家中。
陳賡對姐弟倆說：「你們的父母不在這裡，我和傅涯就是你們的爸爸媽媽！」
當時他們一家住在窯洞裡，裡面就一張床。孩子過來的時候，他們便在床邊拼上椅子和凳子，然後橫過來睡，勉強能擠四個人。食堂里要是哪天有點肉了，他們也把肉留給孩子們。
抗戰勝利後，傅涯也快到臨盆期了。有人給陳賡送來兩隻老母雞，生的蛋都存著，想著坐月子的時候給傅涯補補營養。待到傅涯生了孩子後，卻沒看到一個雞蛋，這才知道陳賡將雞蛋拿給前線負傷的同志了。
後來，陳賡知道工會老大姐陳媽媽那裡有點紅棗、紅糖，便想拿回來給傅涯補補，但傅涯還是沒吃上這些，因為這些又送給傷員了。對於陳賡這些行為，傅涯沒什麼意見，或許連她本人也覺得傷員比她更需要這些東西。
兒子出生的時候很瘦小，又缺鈣，傅涯整天帶著孩子出去曬太陽，卻沒對丈夫有過任何埋怨。
解放後，陳家更是成了幼兒園，那些烈士子女、父母在外地外國工作的，陳賡知道後都把他們接了過來。傅涯給他們做飯，織毛衣，同丈夫一同照顧這些英雄兒女。
1949年，傅涯在中央組織部負責檔案工作，陳賡在部隊工作，夫妻倆誰也不耽誤誰的工作。1959年，農村鬧饑荒鬧得厲害，中央號召幹部下基層鍛鍊，到農村去當社員。陳賡那時病情好轉了些，傅涯同他說：「我在中央機關這麼多年，現在你病情好轉一點了，我能不能去呢？」
陳賡聽後，沉默了一會，然後回答：「好，你去吧。」其實他私心是希望傅涯留下來，因為他身體不好，孩子也還小，但他仍然選擇尊重她，一如當年結婚時他所作的承諾。後來傅涯到浙江蕭山去了，兩人半個月通次信，每回看到信，陳賡便笑得像個孩子。
陳賡死後，傅涯內心悲痛至極。近二十年夫妻，縱使在分別最久的時候，兩人感情也從沒淡過。傅涯內心有過遺憾，覺得在他在世時沒能更多時候陪在他身邊，也沒有好好照顧他的身體。然而，她沒有沉浸在悲痛之中，而是帶著丈夫的期待繼續走了下去。
傅涯後來在組織部政法科、綜合科任職，又調到北京公用局任黨總支書記，還擔任北京第五六七屆政協委員。
除了做好本職工作，撫養兒女，傅涯還做了一些事，以全對丈夫的思念，對黨的責任。
她四處奔走，尋找當事人，收集資料，撰寫了一篇關於王根英烈士的文章，名為《報國何計女兒身》，這篇文章發表在《紅旗飄飄》上，向我們展現了革命年代一個女子身上的大義與無畏，也讓我們看到傅涯作為陳賡夫人的胸懷。
陳賡去世時，家中最小的孩子不滿6歲。他生前曾說：「孩子們太小，他們不了解他們的爸爸，你要多和他們講講我們過去是怎樣為共產主義奮鬥的。」傅涯遵照著這個囑託，向孩子們講述他們的父親是如何偉岸，如何優秀。但她又做的不僅僅是這個。
當年兩人聚少離多，陳賡外出打仗時，傅涯便交給他一本筆記本，等陳賡打完仗回來，交到傅涯手中的便是一本寫滿日記的本子。
那個年代也難以在哪裡定居下來，而那十年到來時，傅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筆記本先安置好。在她的妥善保管下，那些日記成了後人了解陳賡最生動的資料。
她認認真真研究陳賡的日記，又四處走訪陳賡當年的戰友，收集當年更多的信息。她和《光明日報》的記者帶著小錄音機去採訪戰友，錄音機一邊錄著，她一字一句又記著。1982年，《陳賡日記》出版，新世紀後，這本書又再版了一次。
傅涯回憶起當年陳賡未能寫完的作戰經驗總結，充滿遺憾，她記得陳賡對她說：「我寫自己的過去，不是為了炫耀自己，而是要為黨和軍隊提供一點可供借鑑的經驗和教訓。」於是，傅涯也將其當作自己的責任，當作對黨和人民的義務。這一對革命夫妻，真正詮釋了不負家國。